耶鲁新鲜人

当我成为耶鲁大学的“新鲜人”（Freshman，这个美国通常用来称呼一年级新生的词儿，透出一股朝气），在耶鲁上了大半年的学，才恍然悟出来耶鲁前对它的了解是多么肤浅。

我现在所认识的耶鲁，是鲜活生动的，它有时喧闹，有时恬静，有时严肃，有时滑稽。它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那些课程，那些分数，那些排名榜的名次，而是它的“人”——学生、教授、管理人员。一所真正的好大学井非只有历史，它每一分钟都生活在“现在”。这些“现在”，对我的大学经历影响最为深远。

下面，我想向你讲几个我在耶鲁的“有血有肉’”的片段——这都是我从那些大学指南中无法读到的。

耶鲁的“住宿学院”系统是仿照英国的先辈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模式，从20世纪30年代起实行的。耶鲁的校规明文规定，一二年级学生除非已满21岁或已经结婚者之外，必须从一入学就被分到12个“住宿学院”之一——不过新生第一年得全部集中居住，从二年级才搬到自己的住宿学院，一住3年，直到毕业为止。

耶鲁对“住宿学院”制看得很重，因为校方相信，学生所受的教育绝不仅仅限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在起居社交时，所学到的人生道理，有时比课堂上那些“死知识”还重要。

说起来，对学生住宿看得如此之重，这是耶鲁的独特之处。其他好多大学，对学生的住宿并没有这样的一套规矩，有些大学，因为校舍不够，还容许甚至鼓励学生住到校外去，而耶鲁分成12个“住宿学院”，每所住宿学院都有一位院长和一位学监，和学生一起住在学院内，院长管学生的生活，学监管学生的学习。

用校方的话说，这种制度使学生们既可享受到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丰富资源，又能享受到小学院的团体凝聚力，集体对个人的注意力和温馨感，两全其美。

我们新生一入学，各自的“住宿学院”就派了高年级学生来给我们当顾问，在学习上、生活上照顾我们，又在学院里组织各种社交活动。

我的“顾问”是一个名叫燕妮的英语系四年级女生，长得非常清秀，是耶鲁女生橄榄球队的队长。在选课上她对我的帮助虽并不算大，可是我每次见她脸上都挂着甜美的微笑，相信一有难题就可以去找她，令我感到心里踏实。

一进耶鲁，新生们就被打上了各自学院的烙印，刚相识的人最常问的一句话是：“你是哪个学院的？”

耶鲁的新生们在社交上最盛大的一件事，恐怕是一年一度“捉弄你的室友舞会”。

这舞会的规定十分有趣：舞伴不能由你本人来找，而得由你的室友来替你物色。挑好了人后，也不能直接跟你本人说，而要与对方的室友一起密谋安排，怎样让你们这两个蒙在鼓里的人见面。见面的方式也要别出心裁：通常是规定各种暗号或是手里拿着某种信物，等等。如果你有个调皮捣蛋的室友，恐怕就会绞尽脑汁地趁机让你做各种尴尬事情。因此，舞会最好玩之处不是舞会本身，而是舞会前几个星期紧张的策划和准备。

十分不巧，我的室友格蕾思，一个华人女孩，预定在舞会那天去纽约和高中朋友聚会，因此不能参加舞会。我无法挖空心思给她找到舞伴和设计见面方式，不禁大为扫兴。但她却忠实履行职责，给我找好舞伴。

我对她给我找的舞伴究竟是谁，很好奇，想方设法从她嘴里套话，可是她嘴很严，坚决不肯告诉我，只是说我“一定会很喜欢她的选择”，让我在舞会当天晚上9点全身黑衣在楼下小院子“寻寻觅觅”，那时院内某处“声音最大的男生”就是我的舞伴。

时间到了，我全身黑色站在院中，就听见从宿舍屋顶上传来声嘶力竭的读诗声——不是我那舞伴更是谁？

我顾不得听诗，连忙冲进门去找直通屋顶的楼梯，忙乱之中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，我的舞伴——一个平时互相颇有好感的男生——在上面西装革履地拿着一本《聂鲁达情诗选》煞有介事地大念特念呢。

因为我找不到楼梯晚到了一会儿，他在上面把那首《女人的身体》念了足有20遍：“女人的身体，雪白的大腿，雪白的脚。我农夫的手挖掘着你……”如此等等，而楼下早已聚集了一群“听众”，大声地取笑他——“女人的什么？雪白的什么？——听不见！大点声！”

我总算来了，他喉咙也哑了。我们两个人笑成一团。

我们在傍晚的校园中走到舞会地点，沿路只见一个个做着各种奇怪动作、说着各种奇怪话语、拿着各种奇怪物品的人四处张望，等着被人“认领”：一个男生在一栋宿舍楼前弹着吉他，五音不全地唱歌，楼上的窗户内有五六个女生伸出头来开怀大笑；另一个在邮局前面单脚站着，手中挥舞着一条粉红内裤；还有一个女生，被蒙着眼睛在校园乱转，大声呼唤着“马可！”非要等她的舞伴——一个在校园另一边也被蒙着眼睛大叫“波罗！”的男生回答她为止。

那些已经找到了舞伴的学生们，正成双成对、有说有笑地走到了会场。灯影乐声中，男生个个英俊挺拔，女生个个娇媚动人。